“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不是在自身的社会有机体和文化肌体中产生的，移植的现代化和自身的社会有机体以及文化传统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1]30对于“现代汉语”的现代化研究来说，同样如此。近代百年屈辱的历史暗影，一直侵蚀着国人的内心；救亡图存的民族热情，驱动着一代代国人拼命地找寻“落后”的根源。作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一使命，他们游学西欧、师夷日本，几经比照终于茅塞顿开，误以为“汉语(文言)”是吾国落后之关键根由。马建忠《马氏文通》是这种“茅塞顿开”的先声，继而以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运动、国语统一运动为代表的现代语文运动，便开启了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始端。“现代汉语”谓之“现代”，更加凸显了这种“现代化”的影子；梳理百年来现代汉语研究的现代化历程，“现代汉语”作为一门学科更是西方“现代化”主流语言学研究范式下的产物。是故，“现代汉语”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在现代化的研究过程中，“汉语诗性”问题不可避免地被遮蔽了；同时，也因为这种固化的“学科”性思维，“现代汉语”一直作为一种印欧语系研究范式的试验替身而上演着“现代”角色，反而不知不觉间丢弃了“汉语”之所以是“汉语”的“诗性”本质。从更深层次上分析，“现代化”的二元误解导致了在引介西方理论之时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导致了目下“现代汉语”研究中很多左右为难问题的频出。故此，澄清在“现代化”曲解下的“现代汉语”研究的现代化问题，厘清“现代汉语”自身蕴含的“现代”问题，明确“现代性”所包含的“过去性”“现代性”与“未来性”，回归“现代汉语”之现代化研究的诗性重构。 一、作为一种试验替身出场的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20世纪中国社会在对‘工业主义’‘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等现代品性的追寻历程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它的一个重要产物。因而，我们说产生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汉语自身同样具有现代性。”[2]5“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是“现代”一词所蕴涵的三个层面，“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替身”是由“现代化”这一物质力量推动而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产物。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语言自身是社会的伴生产物，并随着社会的“生老病死”而同步进退。“现代汉语”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手段，又是其产物，那么围绕“现代汉语”的“现代化”改革，自然成为中国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所关切之事，于是现代语文运动的轰轰烈烈，语文现代化的如火如荼，现代汉语之现代化研究的尴尬曲折便自然而然了。究其根本，西方社会工业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导致了被殖民世界人民在解读“现代”一词之时，无可避免地打上西方世界的深刻烙印；被殖民时期如此，翻身做主之后亦难以摆脱。从“德先生、赛先生”到“葛郎玛”，从“Word”到“词”，从“音素”“语素”“复合词”“派生词”到“单句”“复句”“主谓宾定状补”……那些沾满西学味道的现代语言学术语，几乎构建了现代汉语研究现代化的基本框架；相反，“字”“韵”“辞”“章”……这些充满传统气息的古典汉语研究的身份语词，几乎没有了立锥之地，即便有也被打入了冷宫、陷入了所谓“失语”的境地。要知道“古代汉语的所谓‘失语’其实是被迫的，它并不是语言自身的问题，而更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2]15“百年来的事实证明，汉语和汉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甚至变化很大，但汉字只是有‘改’无‘革’，并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什么文字来取代汉字，即使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字来看待，它也没有取代汉字，在当前连平起平坐也谈不上，至于汉语，它的词汇、语法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被革除掉，并没有谁创作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取代汉语。‘语文革新’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不严密的。”[3]4所以“语文革新”未必，“语文转向”必然，而当今主流的“转向”似乎有些“过猛”。“过猛”则导致现代汉语研究的“语法中心”主义，将“语法”研究上升为一种“主义”就不免“矫枉过正”了。正如潘文国先生言及现代汉语研究的“科学主义”失误时指出“‘科学’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成了‘科学主义’，或者说一种科学拜物教，那就会走向他的反面——迷信。”[4]18“语法中心主义”亦是这种“科学主义”盲目迷信的产物，其实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在现代汉语研究上具体表现为口语与书面语、汉语与汉字的对立。事实上，在现代汉语学界如火如荼地进行欧化研究之际，早有学者提出遭多数人反对的不成熟的“汉语没有词类”“词无定类、依据辩品”的主张，也草创了汉语特色的“字本位”理论；2019年郑州大学成立“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办《汉字汉语研究》学术期刊，通过“汉字汉语”的研究体现对于“汉字”与“汉语”结合研究的重视、突显“汉字”研究的重要地位，正如其发刊词所载“赶上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文化兴国，多次提到汉字对传承和传播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