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义的内涵在新时代的新阐释

儒家传统人伦道德规范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化的道德理性判断标准，使一切都能够合乎“义”的价值要求，在近代社会所处于对立与冲突而创造出了“公平正义”的处理原则，试图达到实质性平等的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制度本身创新发展和继承传统的双重挑战，制度本身是否是在社会发展而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的状况下必须有所变革，制度本身的规范符不符合时代的需求；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之间如何做到兼顾，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批判继承的内容如何选择等方面。

儒学思想影响着文人士大夫对于儒家经典的理解和传承，并且在自己家族和师承关系中广泛传播，形成了精神象征意义的指标性价值和普遍认同感的基础。在“亲亲”与“尊尊”的两大基本原则下，才能确保制度在实际运作和继承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相对稳定的影响和持续的认同。现代社会中的“亲亲”与“尊尊”明显出现了现实的困境，在新时代的青年人思想中如果想着有所共鸣必须有所损益，重新思考传统儒家人伦在现代化转化中面临的难题与人们的普遍需求。传统社会中的大家族逐渐被现在的小家庭所取代，依靠血缘关系维系宗族情感的基础已经受到了巨大冲击，现代社会中人员流动加速，家庭成员之间呈现出共同生活的机会减少，因而家庭成员之间不容易培养出深厚的感情，情感之间的疏远和淡薄则呈现出常态化倾向。经济社会使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交换为彼此交往的导向，人际关系自觉不自觉的就会以是否有利可图为判断交往的主要标准。在“义”与“利”的抉择中，选择回归到“自我”，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逐渐摆脱“亲亲”的束缚，必须从自我本身的利益出发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不去过多顾虑家族和家庭的责任。“尊尊”所设定的尊卑有序关系明显不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自我个性的彰显、民主意识的强化逐渐形成了人们的普遍共识，社会不再去过多关注小群体、个别家庭的差异，而是对个人、社会、群体、组织、自然等当做一个整体去关注，试图创造出解决所有问题和符合所有人愿望的最佳方案，试图消弭所有的世界争端，创造出大同社会满足所有人追求幸福和获得满足的愿望。“当一个人把关注中心从自己转向家庭，他就超越了自私性；从家庭转向社群，他就超越了裙带关系；从社群转向国家，他就超越了狭隘主义；再转向所有人类，他就超越了大国沙文主义。”[1]无论对“亲亲”与“尊尊”在形式和内容上如何进行创新都必须回归到一个中心的问题：儒家存在的根本性价值，也就是如何来重新规范和定义道德伦理的内涵和标准，体现出人类主体核心利益，从而实现儒学与现代接轨的问题。

儒学关注点必须始终保持在对人类深层情感和心性修养关怀上，对天地万物保持着融通为一的善的根基，没有任何的偏执与芥蒂，从自我推及人类群体而不呈现出任何差别，但不能抹杀人的个性与差异性，在追求自我道德提升的愿景中道路不同是必然的，未来追求所谓实质的公平而抹杀差别是不明智的，儒学经典和儒家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既体现了儒学发展多样化的趋势，也增加了许多时代内涵与元素，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人类自身与万物的“皆备于我”天人合一状态。

2 忠孝的社会发展规则与现代转化

儒家思想脉络下的“忠”与“孝”的观念是基本原则，“忠”所确立的是个人责任的标准与典范，尽心竭力去完成所交付的任务和事项；“孝”是遵循长辈或上司所交代的事项不违逆其意愿，“忠”、“孝”维系着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互相信任根基，也是“亲亲”、“尊尊”原则而施行要遵守的必备条件，因此当“忠”、“孝”不能兼顾时，便引发了种种道德两难困境的冲突与斗争。特别是儒家以“孝道传家”的内在传统，“忠”有时被放在了第二层次，与传统的“忠”、“孝”并列的格局不完全相符，《论语?子路》中就记载了叶公谈论治国原则时就提出了父子在偷羊中的态度问题，这个公案在儒家学者中引起了正反两方面长期的争论和评价，一方面是站在叶公的角度强调犯罪行为是违法的，任何行为都不能够超越“法”的规范，必须遵守，当社会法制被破坏了，也就打破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守护体制就是“忠”的要求，儿子大义灭亲就是未来成全更大的“义”；另一方面是从整体社会血缘亲情的“亲亲”、“尊尊”的视角出发，血缘天性的基本要求父子要维持自身的存在的合理性，要维系彼此亲情保全“孝”，因此违反“法”的规范是不得已的选择，这是可以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