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要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1]，这无疑给文艺工作者指明了道路。次年，张庚发表了《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2]一文，这篇文章对20世纪以讲中国戏曲的理论构建做出了杰出贡献。张庚在文中提出“话剧民族化，旧戏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旧剧是植根于一个社会的存在，它的改革必须配合整个社会的变革。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的问题”[3]。“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4]明确了艺术为谁服务的问题。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专题报告会上，张庚先生作了题为《地方戏曲艺术怎样表现现代生活》[5]的发言，第一次明确了“现代剧”这一称谓，文中提到“人民很需要看表现现代生活、现代斗争、现代人物的戏则是事实”[6]，“现代剧”的概念也得以明确。

1999年世纪之交，张庚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话剧民族化 戏曲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戏剧》[7]，重提戏曲现代化问题，并提出“20世纪的戏剧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话剧的民族化，二是戏曲的现代化”[8]，足见现代戏在当代戏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现代题材必定要成为戏曲剧作编创的一大趋势，传统戏曲必然要经历向现代转化的过程。尚长荣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题为《戏曲现代化，一个永恒的命题》[9]的文章，其中提道：“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只有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地抛弃、改造和更新，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反映活生生的当代生活，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10]。

戏曲现代化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现代”意识形态在艺术领域的活态表现。“新人物、新思想、新感情”[11]是“现代”的核心，同时也是现代戏的核心，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戏曲美学的基础上，将现当代意识形态融入传统戏剧美学中。

梅兰芳先生于1949年11月3日在《进步日报》发表的“移步不换形”的主张以及因此说法引发的戏剧界不同意见，实际上就是关于戏曲现代化的讨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他们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12]。“移步”移的是戏曲的表层形态，是戏曲艺术的创新。“形”是戏曲的“根”，是戏曲的核心美学，只有从根本上保住戏曲艺术的“形”，才能守住戏曲艺术的特质，这也就是“不换形”。梅兰芳从“戏曲的传统风格”“尊重戏曲自身规律”“适应观众的审美习惯”“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13]四个方面阐释了“移步不换形”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只有这样，戏曲艺术才能够长久地发展下去。

然而在梅先生发表文章后，一些文艺家不同意“移步不换形”的主张。阿甲先生在《岂可“移步”而不“换形”》一文中提道：“在旧剧问题上，我们认为，‘移步’是说明思想活动的片段，‘换形’是说明主题的完成；‘移步’是‘推陈’的开始，‘换形’是‘出新’的表现。所以‘移步必须换形’”[14]。梅先生在11月27日天津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无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不换形’的意见，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须换形’”[15]。

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看似矛盾，但表达的核心其实是相同的。简言之，戏曲要发展，要创新，更要保留戏曲的本质核心。“移步不换形”是说戏曲要保留自己的核心，无论如何改，“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戏曲艺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现形式和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一旦缺失，戏曲就会发生质变。这也就是梅兰芳先生所说的“不换形”。而“移步必须换形”正如阿甲先生所说，“换形”是主题的完成，也就是“移步”的结果，是经过发展、进行创新之后的戏曲呈现出来的样子。

戏曲现代化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便是现代戏的出现及发展。20世纪50年代，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的“三改”，即“改人”“改戏”“改制”；60年代的“三并举”方针等都是戏曲现代化的理论实践。样板戏的创作演出及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成功召开，推动了地方“现代戏热”，全国各地都开始了现代戏观摩演出浪潮。直至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再次促进了现代戏的发展，现代戏的编创从历史英雄人物到身边的真人真事，从宏大战争题材到乡村田间，题材愈加丰富。21世纪以来，弘扬主旋律，表现美好现实生活成了现代戏创作选题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