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历尽沧桑，曾一度濒临消亡，在民国初期，随着五四运动新旧思想浪潮带来的文化上的激烈冲突，知识界开始批评中医愚昧，且具有逐渐高涨的趋势，甚至我们的文化先锋鲁迅先生也对中医嗤之以鼻，报以怀疑态度。与此同时，西医界也公开对抗我们中医，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全球医学界形成了明显的两大对峙方。1929年2月，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在国民政府卫生部举办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提出了四项废除中医的相关议案，且均得到了支持通过。其后幸得中医界同人发起请愿活动，打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口号，才使得当时的国民政府取缔了废止中医的议案。但通过这个闹剧，我们应当反思废止中医事件与当时中国经济的落后，东西方列强文化的侵入，乃至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有着密切关系。

实际上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依然是“谨慎”的，其中的原因既有“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对民族传统文化激进批判的影响，也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话语霸权影响[1]。从中央到地方，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疑虑，甚至认为其可能不利于现代化发展。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几千年，中医药理论不仅用于防病治病，而且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医药文化是我们祖先日积月累、代代相传的珍贵财富，与中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模范，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自信，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由此，将“文化自信”突出为道路、理论和制度三种自信背后的更根本、更本质、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紧接着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由此表达了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清晰把握、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而对于中医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也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3]。

中医药文化最早源于古人对天地间自然规律的认识，古贤观天察地，将其与人联系起来，构建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理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提出了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津液、性味归经等许多概念[4]，同时这些概念又被用来解释生理、病理及临床用药且自成体系，博大精深，虽然这些理论术语与现代科技相比尚有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人们也无法用现代科学名词来解释人体与生命，就好比虽然现今的科学技术尚无法解释中医学的相关理论，但确无权否定或限制中医，因为中医在临床中应用确有疗效。

中医药因其治法多样、性价比高、诊断方便而获得广大民众的信任，因此在全国中医类医院、诊所数目与日俱增，同时在中医药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及出院人数也创新高，分别达到了9.1亿及2691.5万人次。这全归功于中医诊断简便，不需要复杂的仪器诊断，且治疗方法丰富多样，既可通过给药治疗，也可采用针灸、刮痧、火罐等非药物疗法，易于使用且性价比高等优势[5]。同时，以屠呦呦为代表的许多中医科技人才，将现代科学技术应用于中医药，为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不懈努力，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为中医药的振兴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医药人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后，中医药迎来了美好的春天，这源于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及有力支持，包括将中医药归为“人口与健康”研究领域的四个重大科学研究方向之一。

俗语说得好：人无本不固，树无根不立。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能治好病才是好医学。最高明的医学应该是：疗效最好，但对病人的伤害最小。作为中医人，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医就是那个最高明的医学，因为中医诊断的确是具有确切的疗效，从古至今，数以万计的中医药专家、庞大的临床医案及经典名方均可证明中医可治病，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怀疑中医的临床疗效。相比于西医，中医对病人的伤害更小也是更加毋庸置疑的，小儿推拿、汤药水煎外洗、刮痧拔罐、针灸等方法可直接在人体外部进行治疗，副作用明显低于口服给药，而中药口服更加讲究整体治疗，而非简单的只作用于某个部位，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可同时调理机体，达到真正的治疗疾病的同时降低毒副作用。因此，中医人要有疗效自信。中医理论的确玄奥渊微，现代科学目前也无法完全阐释清楚中医的相关理论，但这并不妨碍中医药能够解决很多疑难杂病的事实，这是中医赖以生存、传承与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