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探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民族化”与“现代化”一定是两个绕不开的词汇；而如果对这百年戏剧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理论爬梳，就会发现有一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的，那就是张庚。这个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已然被铭记的名字，实际上却并非他的本名，而是他在自己的笔名“长庚”这一名称前面又加满了一张弓。在那个充满变局的年代，青年们似乎更加热血澎湃，而汲取湘楚文化之精气的青年们更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张庚就是其中之一，那张自己拉起的满弓支撑着他的一生，直到92岁灯熄。而他在探索如何让作为舶来品的话剧更加贴近群众，如何让中国的戏曲能表现新社会、新时代的问题上却始终孜孜不倦，不曾停歇。对于后辈来说，述说张庚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这近百年的中国戏剧道路上，他的身影始终在那里，而且伴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外界对他的毁或誉，映照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曲折动荡的发展史。

一、武汉：“文艺大众化”

张庚（1911—2003），原名姚禹玄，16岁从湖南楚怡中学毕业，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变革年代的大洪流中。1927年他加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当过护兵，也上过战场，这不到一年的经历为张庚种下了革命的种子；很快他又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社会系，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南国社田汉的戏剧，这些在当时被称为“新剧”的作品让他大开眼界；与此同时，他也阅读了大量“五四”之后被介绍进入中国的克鲁泡特金、普列汉诺夫、马克思等人的书籍。充斥各家理论的20世纪初，既开阔了张庚的视野，刺激了他的思考，也让他胸中的“革命”和“文艺”的两颗种子交合在一起，开始生长、发芽。当然，这所有的一切一定离不开五四运动所缔造的“现代中国思想的革命”[1]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后记”，第522页。译者认为，“五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广义的思想革命。大潮流。

“革命”是那个年代所有理想青年们的向往，也是他们自觉的使命，正如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言：“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二卷第六号。要“革故更新”，而非“朝代鼎革”，彻底从根上打碎一切旧事物，推动社会的进化，是当时有志青年眼中认定的“革命”，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支撑方方面面革命的理论后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张庚，自然深受大时代革命思潮的影响，于是大学毕业后，张庚再赴武汉成为了新组建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3]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建立了领导全国左翼剧运的体制，以上海总盟为基点，先后在北平、汉口、广州、南京、南通等十多个地方成立设立分盟或小组，成立五十多个左翼剧团。武汉分盟的一分子，在那里正式开始了他戏剧运动的生涯。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前身是1930年3月19日，由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发起，联合南国社、辛酉剧社、戏剧协社、复旦剧社、大夏剧社等戏剧团体成立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该组织在3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草案》：“中国的戏剧运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开展的时期了。在这时期，我们知道它必然地要渐渐跳出唯美的圈子，同时，起而代之的，更无庸怀疑的是要有它的时代的使命，有它的社会的责任。”[4]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宣言草案》：《民国日报》（上海）副刊《戏剧周刊》第38期，1930年3月15日。这一组织不久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而张庚所在的汉口“鸽的剧社”和刊物《煤坑》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张庚一生都不曾改变的“艺术要与社会结合、艺术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也在此时奠定。

可以看到，在1932年的《煤坑》上，张庚以禹玄、狐涉、哲夫、长庚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之开展》[5]狐涉：《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之开展》，《煤坑》第十九期，1932年5月。《文学与个性——给一个门外汉的公开信》[6]哲夫：《文学与个性——给一个门外汉的公开信》，《煤坑》第十七期，1932年4月。等，其中《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7]禹玄：《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煤坑》第二十一期，1932年5月。是一篇充满激情的直抒胸臆的文章，他的文艺立场，或者说阶级立场在此初现端倪。张庚说：“文学只能靠深入工农群众，才能建立起社会的根基。只能靠作为无产阶级底武器，才能有它底前途。”[1]张庚：《五卅所给予文艺的路线》，《张庚文录：补遗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页。原载《煤坑》第二十一期，1932年5月30日，笔名禹玄。他以五卅运动为对象进行考察，认识到了无产者的力量，认识到只有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才是文学革命的关键，所以，在文中他喊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明确了文艺应该与民众结合，尤其应该与无产的工人和农民结合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