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法国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出版著作《农民的终结》。他发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小农正在走向终结，一种新的“企业”化农业劳动者正在兴起。在此期间，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并行，总体向现代社会发展，所有的机构、社会机制、心理机制、人格结构都要重组，农民也需要在若干年时间里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1]。同法国一样，中国也是传统农业大国，法国农民的现代化过程，对中国农民现代化也具有启示。其中，农民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重组，即农民的乡土习性转型，是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焦点就在于此，但受到当时社会局势的制约，该问题未能得到真正解决，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为完成这未了之夙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一、近代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建设梦想的总体进程

（一）进步人士探索的乡村建设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陷入国内封建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中，各界人士纷纷开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努力。爱国军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屈抗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放眼世界、学习西方、变革社会”爱国主张，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自强求富”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三民主义”等救国方案、行动在晚清陆续尝试[2]。辛亥革命后，清朝专制帝制被推翻、民主共和国政体建立带来了一些新气象，但新气象并没有持续多久，各派系军阀又将民国变成了角力场。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整体处于混沌和阴郁之中，尤其是广大农村，在混乱中日趋衰败、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境况，包括河北定县米氏兄弟、山东王鸿一、山西阎锡山等乡村士绅与地方实力派，梁漱溟、黄炎培等国内知识精英，晏阳初、陶行知等留学归国人才，国内大中小毕业生和在校生、各种乡村建设学术团体和理论家培养的人才以及其他有志知识青年在内的群体开始将精力投入到乡土社会，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其中，形成了以孕育乡土新文化为主旨的乡村建设派，以救治农村愚、穷、弱、私问题为使命的平民教育派，以创办活的乡村教育（乡村实际生活-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乡村师范-活的乡村教师-活的学生、活的国民）为中心的乡村生活改造派，以大职业教育主义为思想、教富政合一为方式的中华职教社等派别，试图通过乡土社会的改造，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面貌。这些乡土社会改造的思想与行动尽管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殊途同归，都将乡村建设视为民族救亡图存的出路，将教育作为乡村建设工作中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倡导知识分子下乡、文字下乡以启发农民的自觉自立，并开展乡村教育、组织、经济、卫生、自治、自卫、风俗等领域的具体改革实验，以期在乡土社会的乡土习性重建基础上，再造中国社会[3]。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积累了宝贵的思想与实践经验，但社会局势决定了当时农民的真正历史使命是开展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彻底扫除封建旧秩序，建立民主新秩序。“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4]。所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在历史洪流中昙花一现，并没有实现其使中国社会焕然一新的愿望。

（二）共产党人领导的三农改革进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充分把握住历史脉搏，联合农民这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共同推进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5]。在此基础上，经过艰难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建设根据地”的革命道路模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找到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革命建设路线，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推动城市经济体制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策略，为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提供指引[6]。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却遇到障碍，城乡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为了遏制城乡差距过大趋势，2005年10月党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消化剩余工业产能，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发挥积极作用[7]。